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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次专门统计过,如今全大明的生员,高达58万之多。


其中浙江、南直隶的生员,更是达到46万的恐怖数字。


“数量如此庞大的生员,最终能够做官的,又有几人?”


云逍看着众多士子,联想到《儒林外史》中的范进,不由得感慨万千。


后世形容高考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。


大明的科举,比高考又何止严酷百倍?


范进中举后疯掉,被世人人嘲笑。


可真正处于这种环境,又有几人笑得出来?


且不说别人,在场的顾炎武、陈子龙等人,以及这次没来的黄宗羲,个个都是名留千古的奇才。


可他们全都科举落榜,难以进入仕途。


顾炎武的好友归庄,正是因为屡考不中,最终年纪轻轻就抑郁而终。


顾炎武等人因为身逢乱世,最终绽放出各自的光华,为后人所知。


那数十万生员呢?


生员们看不到前途,整天又无所事事。


受聘当教书先生、师爷、医者,这些都还遵循孔孟之道,保持着士人的傲然风骨。


然而多数人却是沦为贪官污吏、富绅豪强的帮忙、帮闲,甚至是帮凶。


自己成为祸害一方的地痞恶霸,也是十分常见。


江南赫赫有名的蓝袍大王了解一下?


因为生员(主要指秀才)穿蓝袍,戴方巾,蓝袍,就是秀才的身份象征。


此时,江南的秀才们经常靠着打官司赚钱,其一呼则数十成群,经常多人出动,强府县以理处法外不可从之事。


秀才有功名在身,官府很难追责,拿他们没有办法,于是“蓝袍大王”之号兴。


甚至百姓在打架斗殴的时候,经常用“我雇秀才打你”来威胁别人。


“生员成为危害地方的毒瘤,根源在于朝廷对基层管控削弱,只能任由他们胡作作为。”


“生员问题,不仅只是他们是地方‘三大害’之一,同时也是我大明巨大的人才浪费。”


“十年寒窗苦读,最终却对国家没有任何用处,反倒成了国家的祸患,国家之不幸,更是生员们的大不幸!”


云逍说着说着,痛心疾首。


对于那些为非作歹的生员,顾炎武等士子既是痛恨,又是惋惜。


“县之下设置乡,不光解决了相当一部分生员的出路,还让大明的读书人有了为国为民效力的机会,可谓是两全其美,利国利民,云真人为朝廷,也为地方解决了一个大难题!”


李标捋着胡须,连声赞叹。


陈子龙等人满心都是敬佩。


原来云真人在去年统计生员状况的时候,就已经想到了解决生员问题的办法!


未雨绸缪,老成谋国。


生员这一顽疾解决了,还充分利用了废物……人才,实了地方行政力量。


简直是神来之笔!


“事情不会那么简单。”


云逍一点都没飘。


很多生员自恃身份,不屑于自降身份去乡里任职。


另外大多数生员都是读书读坏了脑子,除了读书,啥事都不会……说的是大明生员,才不是后世的某些宝宝。


还有很多生员此时已经坏透了,把他们弄到乡公所,反倒给他们创造了欺压小民的机会。


不过也不要紧,凡事都会有一个过程。


朝廷政策上进行引导,再出台一系列的激励措施,再加上理念的不断改变,迟早会引到正道上来。


云逍继续说道:“乡级的行政机构,采取官治,而村级,则是实行自治。”


官府管理延伸到村一级,这不可能实现。


并且云逍也不希望,官府把百姓当牛羊一样约束着。


蹲地吃饭要罚款,家中碗筷不洗要罚款,庭院做饭要办证……云真人能办这事?


怎么自治?


很简单,乡约制度!


由地方乡绅、族人、乡民,自发组织成乡约。


城市取坊里相近者,或一村,或一族为一约。


由乡民推举德高望重之人,来担任约正、约副。


村民自愿入约,接受乡约的约束,承担相应的义务和接受约正的惩戒。


每月定期召开一次全约会议。


除了宣讲律法、道德之外,公开各人的善恶实迹,并分别记录在劝善薄和纠恶薄之内。


同约成员凡有危险疑难之处,皆须由约正及其同约成员一同帮助解决,不能坐视不管,否则罪坐约正等人。


另外有斗殴等民事纠纷,也要由约正出面调解。


不遵守约正裁决并且屡教不改者,约正率领同约成员报告官府处置。


大明的乡村自治,是不是很完美?


其实这并非是云逍的首创,前人提出了相关的理论,并做出过很多尝试。


乡约制度起源于宋朝。


万历年间,吕坤撰写了《乡甲约》一书,将乡约和保甲纳入了同一个组织综合治理。


王守仁的《南赣乡约》,刘宗周的《乡保事宜》,都是关于乡约制度的。


只可惜这些乡约制度只在少数州县实行,没能在全国予以推广。


不过由此可以看出,大明的政治环境,绝非是后来螨清污蔑的那样暗无天日。


大明到中后期,基层的政治其实十分开明。


嘉靖年间的泰州学派弟子、一代大侠何心隐,主张打破社会等级,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。


何心隐认为大明已经烂透了,决定自己搞一个,于是在家乡成立了一个叫聚合堂的自治机构。


聚合堂将全村的人进行合族居住。


不只是简单的住在一起,老人放在一起奉养,幼儿放在一起养育,少年放在一起读书,妇女放在一起纺织,男丁放在一起耕种。


所有的财产,包括田产充公,集体吃饭,集体住宿,税收以全村为单位缴纳。


(后来何心隐因为公然武力抗税,加上闹得太出圈,被张居正当做白.莲教给杀了。)


由聚合堂能想到什么?


连这都能在大明出现,可见大明的政治生态。


也正是有这样的政治土壤,才会出现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夫之这样的思想家。


如果不是螨清入关,假以时日,大明的乡村会普遍实行‘民治’(真正意义上的民治,不是宗族管理的那一套)。


后来螨清倒是推行了乡约制度。


只不过是阉割版的,主要用于宣讲圣谕,愚弄百姓,与‘民治’、‘众治’没有一毛钱的关系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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